说起福州的浮仓山,许多市民都不陌生,其“孤峰突起,远山环抱”,一直是风水师眼中的风水吉地,自古以来墓冢累累。1975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浮仓山挖掘出一座宋代古墓,经过了一番挖掘清理,不仅弄清了轮廓和墓主的身份,还发现这是一座富存福建古代丝绸的宝库。
墓主黄昇,系宋代赵氏宗族的贵妇,其父亲为福州状元黄朴,黄朴官至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黄昇16岁嫁与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与骏,17岁便命薄而亡,其祖父赵师恕为其择地埋葬并亲自撰写墓志,“为尔之宫,万古犹今。”由于身份的显贵,黄昇的随葬品十分地丰厚,其中包括了其父亲为她精心准备的陪嫁和夫家为其添置的华贵的四季衣裳,尽管这位夭亡的贵族少妇只是留下其曰常使用的衣物,但还是给后人留下这丰厚的文化遗产。
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共捡得服饰及丝织品354件之多,这是我国古代丝绸考古的重要发现。随葬的服饰和丝织品,品种多样:面料上囊括了古代高级织物:绫、罗、绸、缎、纱、绢、绮等等,衣物的款式上也极为丰富:袍、衣、背心、裤、裙、抹胸、围兜、围件等二十多种类,连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这样的小件物品也包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随葬丝织物品高超的制作工艺。
显然,这批服饰的用料十分名贵,尽管过去了千年,绝大多数的丝织品和服饰保存较好,仅是个别的物品炭化严重。大家请看:这件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袍,除了近摆微损,其他部位都是完好,我们仍能看出衣料清晰的纹路和精美的图案以及在其中所体现出的绣工高超的刺绣技法。
“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是宋代诗人陆游对当时福建织造的轻绢的形容,轻绢的质地轻薄漂浮,质感细腻滑嫩,是当时贵族们竞尚华美,追逐时髦的衣着。黄昇随葬的这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仅重16.7克。整件背心不仅轻盈若羽,同时剔透似烟。要制成这样精美绝伦的高级服饰,不仅对缫丝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同时在用纺车、线架等工具进行的拈丝、络纬等技术都要十分进步的。从这丝织品实物分析看,当时福建各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各个方面的生产技术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墓葬中所出土的服饰制作样式极为考究,泥金、印金、贴金、彩绘、刺绣等装饰技法在服装缀饰上的广泛运用。这件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袍上的花边纹饰不仅有彩绘的百菊,也有印金的芙蓉花和菊花。印金的成就使得这批丝织品更添色彩,在随葬的9件袍子中,仅两件未用到印金的纹饰,而其他织物使用印金纹饰达到了80%以上,可见印金技法在该随葬物品中的重要地位。而印金和填彩相结合而制作出来的纹样也是一项新发现的工艺。印金的叶子里还敷以色彩,鲜艳夺目,富丽堂皇,在蔷薇、菊花、流苏、芙蓉等的印金纹饰轮廓线条里,填敷以各种颜色,显得绚丽多姿。
刺绣技法的高超也是该墓葬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批绣品的针法多样,同时富有特色,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一批刺绣技法完整的南宋刺绣品:有齐针、铺针、接针、抢针、擞和针、打子、结子、施毛针等十余种针法,其中辫绣、贴绣、钉金、打子是运用得最为纯熟的。一般的花叶多铺针绣,茎锁绣(辫绣),芯打子绣,也有采用贴绣、钉金、钉线与敷彩相结合的技法,与苏绣的工艺基本相似。3号和22号佩绶的图案和绣工是这批绣品中比较精细的作品,采用了擞和针、铺针、齐针等多种针法刺绣,图案组织匀称,各种花形特征比较明显。不仅运用的针法多而灵巧,而且把花的外型勾勒的十分生动,以现绣工的精细。尤其是有四只不同绣法蝴蝶的绣饰,纹样配置相宜,构图巧妙,线条流畅,色泽调和而又互相辉映,十分引人注目。
整批丝织品的图案设计也别局匠心,丰满瑰丽。织物提花织造的文饰有暗花、小提花和大提花。花纹有牡丹、芙蓉、山茶、梅花、荷花、玫瑰、卷草等十余种,而以牡丹、芙蓉为主。布局自然,层次分明,争妍竞放,引人入胜。 这种以花卉写实题材作为提花工艺的表现形式,显得新鲜活泼,富有生活气息。无疑地在提花工艺的构图设计方面摆脱了汉唐时期以几何形、规矩纹、动植物纹为图案的作风,粗纬显花,花纹明朗丰满。
在一些纹样设计方面,还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创造, 别局匠心的构思使写实和装饰图案相结合,更能增添画面的艺术效果和给人以清新的美感,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织造提花工艺上的杰出成就。
织物的织造技法十分高超,采用粗细纬轮流投梭的织造法,以细纬衬地,粗纬起花,充分表现出花纹的丰满和立体感。既可避免前者的缺陷,又能保证织物的使用价值。
可以说,这座宋墓里的丝织品和衣物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纺织史以及印染、刺绣、服饰等科学技术发展史和丧葬制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