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玉器中有一部分为实用器。顾名思义，这些玉器都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器皿与文房用具。明代玉实用器的数量和品种非常丰富，可以代表明代的玉雕水平和特色。
本文以考古发掘出土的明代玉质实用器为主，并结合博物馆馆藏传世品，对明代玉实用器进行初步研究，旨在揭示明代玉雕特点并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点滴。
一、墓葬出土的明代玉实用器
(一)玉质器皿
这类器物有杯、碗、壶、卣、爵、盏托、盆、盂、香笼等，其中有一部分也可视为兼有实用性质的仿古陈设器。
1.仿古器皿
爵 定陵出土金托玉爵1件①，白玉质，高11.5、口径长13.2、腹深5.8厘米。该爵为深腹，圜底，口沿上有两柱，柱顶刻涡纹。三柱足，一侧透雕龙形把。爵流及尾的外壁各刻一正面龙纹，两龙之间刻一组四合如意云纹，三柱足根部各刻一如意云纹。整个爵身布满云龙纹。金托主纹为二龙戏珠，衬以海水江崖和云纹，并嵌有红、蓝宝石数十块。
卣 沐睿墓出土玉提梁卣1件②，高6.8厘米。器型仿古代青铜器，通体雕刻夔龙纹，双耳，耳上系一金链。
樽 北京小西天黑舍里氏墓出土“子刚”夔凤纹樽1件③，高10.5、口径6.8厘米，是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带“子刚”款的玉器。青玉质，局部有暗绺。樽盖面弧凸，用隐起和阴刻线碾琢出带有青铜器纹饰风格的三组牛首纹，周围有立雕的卧兽。樽体呈圆筒状，平底，下承三兽首状足。杯外以蚕纹为地，其上隐起螭虎纹和夔凤纹。杯身一侧为环形扳，扳上饰一象头，下部减地阳文篆字“子刚”款。此件器物与故宫博物院藏青白玉夔凤纹樽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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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出土玉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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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夔凤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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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睿墓出土玉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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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舍里氏幕出土子刚款夔凤纹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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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杯
朱檀墓出土白玉雕花杯1件④，高3.2、口径7.3厘米。器型作五瓣花状，杯心凸雕五瓣花蕊，杯体一侧镂雕折枝花叶构成杯柄和杯托。该杯雕刻精细圆润，是明代早期玉器中的佼佼者。
北京右安门外万贵墓出土双螭耳杯1件⑤。深腹，圈足。杯体两侧各镂雕一螭虎，螭虎双爪附于杯口，尾部分岔贴于杯壁，形成杯把，造型朴拙。故宫博物院藏的青玉蟠耳杯与此杯有异曲同工之妙。
定陵出土鎏金银托盘双耳玉杯1件⑥。白玉质，高5.5、口径5.8、圈足径2.9厘米。敞口，深腹，圈足，两侧附有透雕牵牛花形耳，花心嵌红宝石一块。鎏金银托，托底中心凸起为覆莲形杯座，在杯座周围的莲瓣上及托沿一周嵌红蓝宝石和珍珠。
沐睿墓出土白玉杯2件⑦。一件口径6.5、底径2.1、高4.5厘米。杯口微外敞，弧腹内收，圈足。杯两侧各雕一条螭龙为杯柄。另一件口径6.8、底径2.6、高5.2厘米。口微内敛，弧腹，平底。杯两侧雕梅花和枝干作为把手。
沐睿墓出土琥珀杯1件⑧。杯系用一整块紫红色琥珀雕琢而成。口径7厘米，高4厘米，连把手13.6厘米。杯外透雕渔翁、渔篓、鱼鹰等，渔翁右手扶于杯沿，左手抓一条鱼，面露喜色，身体向外倾斜而构成把手，造型生动别致。
南京板仓墓出土白玉杯1件⑨。宽14.4、高4.5厘米。杯体呈八边形，敞口，口沿下线刻回纹，杯两侧各雕两个童子和树木作为把手，童子作上攀状。杯的背面亦雕一童子，手提竹篮。整体器物设计巧妙，雕工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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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檀墓出土白玉雕花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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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贵墓出土玉双螭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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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蟠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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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出土鎏金银托盘双耳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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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睿墓出土琥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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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仓墓出土白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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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碗
定陵出土金盖金托玉碗1件⑩。碗为白玉质，高7、直径15.2、圈足径5.9厘米。敞口，弧腹，圈足。玉质细腻、莹润，洁白无瑕。配有镂空金盖及金托。
沐睿墓出土白玉、青玉、碧玉碗4件(11)。可分为A、B二型。
A型两件，均为莲花型。一件口沿微内敛，弧腹，内底雕成一朵莲花。白玉质，口径10、底径3.1、高4.8厘米。另一件口微内敛，弧腹，圈足。碧玉质，口径8.3、底径3.8、高52厘米。
B型，口沿外敞，弧腹，圈足。一件为白玉质，口径9.8、底径4.9、高5.5厘米。器身外壁饰线刻云鹤纹。另一件青玉质，口径9.3、底径4.2、高5.4厘米。弧腹内收，内壁线刻莲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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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出土白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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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仓墓出土玉盏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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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盏托
南京板仓墓出土白玉盏托2件(12)。一件直径18厘米。托体呈八边形。托内底浮雕有两条蟠螭，首尾相接作游动状，盏托中心亦呈八边形。一件长径19.5、短径14.5、高0.7厘米。体呈椭圆形，葵口，盏托中心为圆圈形，器身素面无纹。
定陵出土金托玉执壶
5.壶
定陵出土金托玉执壶1件(13)。壶为白玉质，通高26.5、口径5.3厘米。子母口，长颈，扁腹，椭圆形圈足。流为倒龙首形，流上部与壶颈以一点相连。圆形盖钮与壶柄以一条玉雕十六环活链相连。腹两侧浅雕出寿桃形，桃内雕有“寿”字、“卍”字及花卉纹，寓意“万寿富贵”。金托为椭圆形。
6.盆
定陵出土(14)，玉质中含杂质。高6.3、口径2.9、底径22厘米。口沿外折，沿边上卷稍敛，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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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出土玉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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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出土玉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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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盂
定陵出土2件(15)。一件为花丝镂空金盒玉盂，白玉制成，高4.2、口径10.8、底径10.4厘米。敛口，圆鼓腹，平底。腹部饰变形凤纹，爪持灵芝。盂底有圆形木托。并配以金盒，整体纹饰以云龙纹和海水江崖纹为主。底外壁刻铭文一周：“大明隆庆庚午年银作局造八成色金盒一个，碟全重二十八两六钱”。
定陵出土金盒玉盂
另一件玉盂为圆形，口稍敛，腹微鼓，平底。靠近口沿和底部处各刻凹弦纹一道。高6.3、口径12.7、底径11厘米。
8.皂盒
定陵出土(16)，白玉质。圆筒形，高6.8、口径8、底径8厘米。平口，直腹，底有4个矮足。出土时器内装有黑色圆形皂1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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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出土玉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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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木墓出土玉香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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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香笼
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出土玉香笼1件(17)，糖玉质，呈圆筒状，底座缺失。整体用玉石镂空，透雕缠枝梅花、卷尾螭虎等图案，笼盖浮雕一螭虎。雕刻精细，玲珑别致。
(二)明代墓葬出土玉文房用具
明代文人讲究品味，与文人生活相关的文房用具无一不要求雅巧。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明代出现了不少玉制精巧的文房用具，成为明代玉器的特色之一。
墓葬出土的玉制文房用具包括有砚、笔架、镇纸、砚壶等。
1.砚
山东朱檀墓出土玉砚1方(18)，青玉琢制，长16.2、宽9.5、高4.2厘米。砚端呈圆弧形，砚池为椭圆形。下有木刻仰、覆莲贴金“须弥座”状砚托。
上海宝山明朱守诚夫妇合葬墓出土青玉砚1方(19)，从使用痕迹看是研磨朱墨用的，长方形。砚长8.5、宽4.4、高1.8、砚池深0.3厘米。
2.笔架
山东朱檀墓出土玉笔架1件(20)，为碧玉质，长13.4、高4厘米。上有搁笔架槽5个，刻回纹。
朱守诚墓出土嵌白玉镇纸
3镇纸
朱檀墓出土水晶镇纸1件(21)，雕琢成鹿状，昂首伏卧，形态生动。
朱檀墓出土水晶镇纸
上海宝山明朱守诚夫妇合葬墓出土嵌白玉镇纸2件(22)，一件于木质镇纸中间嵌白玉质的卧犬。犬尖嘴、耷耳、凹眼，体腹有三条阴刻线，前腿前伸，右爪搭在左爪上。后腿曲卧。整体形象生动写实。另一件中间嵌一块素面桥形白玉饰。
4.砚壶
朱檀墓出土水晶鹿形砚壶1件(23)，鹿作回首伏卧状，背刻有圆槽。
二、墓主身份
自古玉在中国就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出土这些玉器的墓主等级都较高。《明史·舆服四》：“正德十六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用玉，止许用金。”(24)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墓葬中有一座为清代墓葬，墓主黑舍里氏亡时年仅7岁，她是清代康熙皇帝辅臣索尼的孙女，父亲索额图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由于家族地位的显赫以及家人对她的宠爱，为她随葬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其中就有这件子刚款夔凤纹樽。
另外，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合规制的现象，如万贵、朱守诚，身份与用玉规制不符。透过这些现象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
万贞儿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宠妃，“今万氏反是而获异眷，亦犹玉环之受宠于明皇也”(25)，可见其受宠程度。而万贵正是万贞儿的父亲，官至锦衣卫指挥使，为外戚，地位颇高。京卫中对明朝政治影响最大的就是亲军卫中的锦衣卫，由于锦衣卫地位尊，权力大，权贵子弟多寄衔卫中，《春明梦余录》卷六三《锦衣卫》中记：“自正统后，贵妃、尚主、公侯、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递进用事。”而万贵不但是皇帝岳丈，更把持锦衣卫，由于特殊的地位，大有得到皇帝赏赐玉器的可能，墓中出土大量的金银玉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守诚在这些人中显得比较特殊，既不是亲王也不是品官，在他的墓中出土有各种扇骨的折扇23把，紫檀木笔筒、玉砚、镇纸等，特别是目前唯一出土的朱小松竹刻香熏也出自他的墓中，据出土物品推测朱守诚生前可能是文人雅士。文人使用玉器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及商品化的发展有关。明代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首先在江南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意识形态上也带来变化，越礼逾制是这个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一些知识分子脱离儒术投身商业，甚至一些士大夫将此作为曲线入仕的途径，从商为其带来经济上的财富，从而使其有实力追求高水平消费。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苏州是明代中晚期的琢玉中心之一，并以工巧著称于世(26)，对于带动周边地区玉器的使用和普及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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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主 |
入葬年代 |
地点 |
职官 |
出土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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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 |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 |
北京定陵 |
皇 帝 |
爵、杯、碗、执壶、盆、盂、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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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檀 |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 |
山东邹城 |
亲 王 |
杯、砚、笔架、水晶镇纸、砚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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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木 |
崇祯七年，1634年 |
江西南城 |
亲 王 |
香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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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 睿 |
天启年间 |
江苏南京 |
黔国公 |
卣、杯2、碗4、琥珀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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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贵 |
成化十年，1474年 |
北 京 |
正三品 |
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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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守诚 |
万历年间 |
上 海 |
文 人 |
砚、嵌玉镇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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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 名 |
明代晚期 |
江苏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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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托2、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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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舍里氏 |
康熙十四年，1675年 |
北 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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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 |
三、明代玉实用器特点
归纳上述出土和传世的玉器材料，可以看出明代玉实用器所反映的一些特点和变化。
(一)材质以和田玉为主
除了水晶、琥珀外，上述明代玉实用器的玉料多为新疆和田玉，以青玉为主，少量为白玉、碧玉、墨玉。总体来看，玉质上乘的不多。
(二)定陵出土玉器皿多以金、宝石点缀
定陵出土的玉实用器最大特点就是多配以金托或金盒，并点缀以外来的宝石，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其它墓葬出土的玉器皿，给本身朴素内敛的玉器平添了许多华丽色彩，尽显皇家风范。
(三)从玉杯看明代琢玉风格的变化
在目前出土和传世的玉实用器中，杯的数量最多。杯体有圆形、桃形、瓜棱形等，玉杯的耳柄部是最富于变化的部位，有单耳和双耳之分，都是采用镂雕技法，题材有各种花卉、螭龙、渔翁、童子等。其中属于明代早期的朱檀墓出土的雕花白玉杯，在某些方面尚可看到元代同类器型的影子，如对比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元代青玉桃形杯(27)，可以看出雕琢风格都比较简约。而发展到明代中后期，雕琢的手法趋于繁缛，如故宫博物院藏青玉镂空葵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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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元代青玉桃形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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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馆藏青玉镂空葵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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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青玉合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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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馆藏青玉执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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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兽面纹冲耳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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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墨玉龙纹兽耳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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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型、纹饰出现新的品种 明代的玉实用器中出现了新的器型，如执壶、花插等。在纹饰方面也有其时代特征，除了传统纹样外，在明代晚期出现了大量寓意吉祥的图案。如定陵出土的执壶上寓意“万寿富贵”的纹饰。此外，在传世的实用器上常常会看到云鹤纹、灵芝纹、八仙庆寿纹等寓意长寿的图案。此外，还出现在器上雕刻诗文的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青玉桃式杯的口沿下阴刻篆书四言诗，茶晶梅花花插上有阳文草书“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这两件器物均刻有“子刚”款。
(五)陆子刚款玉器
在玉器上款署作者姓名的，甚为罕见，陆子刚可谓开此先河。〖BF〗陆子刚系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苏州的琢玉大师。据当时《太仓州志》载，陆子刚祖籍太仓。文献记载其作品“工致侔古”、“法古旧形”，具有强烈的仿古倾向，但在造型和图案设计制作上，又往往融会了具有个性的巧妙构思，赋予其作品以新意。由于陆氏作品在当时及后世“皆比常价再倍”，在利益的驱动下，仿冒陆子刚款的作品众多。黑舍里氏墓出土的夔凤纹樽是目前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带子刚款的玉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参考故宫博物院公认为陆氏所做的几件作品，如青玉合卺杯、青玉执壶等，可以看出陆氏所制玉器的独到之处在于多选用上乘玉料，雕刻技法精湛流畅，常在器上雕刻诗文，字体清秀有力，刻款规整。
(六)仿古器皿多见
明代仿古器较前代体量大，数量多。除前述三件出土的仿古器，传世的仿古器的数量也很多。如故宫博物院藏的白玉兽面纹兽耳炉、墨玉龙纹兽耳簋、青玉兽面纹冲耳炉、青玉兽面纹方觚等。这是由于明代的工艺造型艺术及纹饰图案都受到复古风气的影响，于是在器形方面取材于商周青铜器中的觯、觥、鼎、敦、方壶、提梁卣等，在纹饰方面多采用兽面纹、云纹、谷纹、雷纹等纹样。这股复古之风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明代的仿古器皿受到掏膛工艺技术的限制，胎体较厚且厚薄不均，发展至清代，多数胎体略薄，厚度均匀，边沿合乎规矩。
(七)雕琢技法和抛光工艺 出土的这些玉实用器上的纹饰采用浮雕和圆雕的方式，地纹往往使用隐起和阴刻的手法表现。多数都有很强的玻璃光泽，但纹饰的细部处理往往较为草率。由于器型较大，所以“粗大明”的说法在玉实用器上的表现最为明显。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
②⑦⑧(11)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10期，第45-56页。
③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1期，第50-58页。
④(18)(20)(21)(23)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5期，第25-36页。
⑤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⑥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8页。⑨(12)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板仓明墓的发掘》，《考古》，1999年10期，第39-44页。
(13)(14)(15)(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7-188页。
(17)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2期，第56-64页。
(19)(22)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诚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5期，第61-68页。
(2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八志第四十四，中华书局。
(2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万贵妃》，中华书局，1959年。
(26)(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八《珠玉》：“良师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27)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12期，第52-60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出境管理所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