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则关于明遗民对待明衣冠的态度的资料




    代表明代衣冠服制特色的网巾成为各种冲突与紧张的交会点。明亡之后，有几篇画网巾的故事，写一个人被押之后，网巾被没收，这位不知姓名的先生要他的两个仆人为他画网巾于额上，他的理由是“网巾则我太祖高皇帝创为之也”「《画网巾先生传》，《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69-170]。“网巾”之所以成为一件富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物品并不是偶然的。发制的不同，本来就是种族之间的重要差异，清初实行剃发令之后，明代的网巾当然派不上用场，不愿剃发的人只好戴着帽子遮掩。所以有一则故事说，一群小孩追着一个遗民后面叫嚷“破帽换糖”时，弄得那位遗民窘迫万状，怕破帽摘下来后会露出网巾及额发。关于这方面，最生动有趣的文献应该是安徽贵池刘延零的《十二弃诗》了，弃哪十二种东西呢?“曰网巾，日方巾，日儒巾，曰管，曰纱帽，曰襕衫，曰条，曰长衫，曰官服，曰裙，曰网圈，曰网绳。”(《汇辑》，页1020)这十二种东西都是明代士人的衣饰，刘氏当然是以悲怆的心情在写这首诗，哀悼十二件最能代表明代士人身份的衣饰。因为平时看不到网巾了，所以有人便把高丽贡使进入北京时的服饰当作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独高丽使者至，则裹网巾，着纱帽，朱袍方袖束带坐，长上入朝。都人叹息，以为汉官盛仪。”(同上书，页1190)也有不少人选择不再进入代表现实政权的政治空间。晚明绅缙横行，包揽词讼、干预官府的风气极盛，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些零星的记载称赞某些人不轻入县庭。他们的举动代表一种对士绅风气的反省与不满。在明代只是零星出现的例子，到了清初却相当之多。譬如凌云，他是广东韶州仁化人，天启丁卯举人，崇祯庚辰会试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国亡之后，他“足不入宫府”(《汇辑》，页702)。广东新会的梁奇显，天启丁卯举人，《胜朝粤东遗民录》说他在国变之后，“足迹不涉公庭，见者不知其曾为(明)官也”((汇辑》，页695)。广东西宁的梁伟栋，崇祯壬午年荐明经，国变之后“终身未尝谒长吏之庭”(《汇辑》，页697)。广东文昌的陈是集，也是“刺不入公庭”(《汇辑》，页758>。广东顺德欧主迈也一样是“绝迹公门”(《汇辑》，页1024)。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之《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 王汎森

（清初时士人）还有焚弃儒服与呈削儒籍。一个人的衣服代表一个人的心灵状态，宋亡时已不乏焚、弃儒服的例子，明代生员在地方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生员可以领廪米，故代表生员以上地位的儒服便格外有意义，褫革衣矜，是对生员具有重大意义的惩罚。儒冠是另一个冲突点，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焚冠的记载。《离忧集》卷上收了文介石的一首《焚冠》:

 纱帽风霜历几时，庄严当日汉官仪，一朝倒置谁 知惜，几处欢弹我自悲，懒挂东都同俗变，化为清气 与云随，从兹历历冲霄去，涂炭休教得浼之。

 穿白衣冠或其他衣冠的人不少，不管他们衣冠的颜色为何，都表示不穿清朝服制的意思。焚弃儒服与呈请削儒籍一样，表示断绝追求现实功名的意念。我们应该还能记得明季华亭陈继儒(1558-1639 )年未三十，取儒衣冠焚弃之，与徐益孙结隐于小昆山的故事。陈继儒三十岁时正是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离明亡还有五六十年，他的例子告诉我们焚弃儒服代表着决心放弃对国家功名的追求、逃脱世俗规范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陈继儒的焚儒服带有文人自我标榜的性质。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则在屡次应试失败后焚儒服，而开始他别具一格的宗教活动。对他们而言，这一袭衣服的意义是无比重大的。焚弃衣冠有时也代表不欲与闻天下国事之事，即使朝廷诏起也不理会。明亡之后，放弃儒衣儒冠或将它们还返文庙的例子不少，它们也表示了一种决心，不再追求现实的功名，同时还添加了一层新的意义，即不承认这个新政权，不再与闻新朝政治，在新的朝代里自我边缘化。